當前，資本招商已經成為各地政府開展招商引資、聚合社會資本、助推新興產業、促進經濟轉型的有力手段。重點省市因地制宜探索資本招商新模式，在基金運營管理、組織形式等方面各有側重，涌現出不少新方法、新經驗。其中，“合肥模式”“深圳模式”較為典型。
在實踐中，安徽合肥堅持“以投帶引”，依托三大國資平臺，圍繞投資全鏈條打造“引進團隊—國資引領—項目落地—股權退出—循環發展”閉環；
深圳則多在企業陷入危機時介入，通過議價實現抄底紓困，順勢導入產業項目，并依托科技園區拓展“空間+金融”服務鏈。
這些經驗與探索為其他地方政府高水平推進資本招商帶來新思路。
1 合肥模式
“以投帶引”，依托國資平臺打造產業引育閉環。
2010—2020年，合肥GDP規模從2700億元增至萬億元，全國排名升至20位，被稱為“最大黑馬城市”。
合肥通過“以投帶引”招商引資新模式，引入并培育了新型顯示器件、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集群，實現十年“換道超車”。
總結合肥資本招商基本路徑可概括為：以尊重市場規則和產業發展規律為前提，以資本紐帶、股權紐帶作為突破口和切入點，政府通過財政資金增資或國企戰略重組整合打造國資平臺，再推動國資平臺探索以“管資本”為主的改革，通過直接投資或組建參與各類投資基金，帶動社會資本服務于地方招商引資，形成產業培育合力。
一方面，合肥注重強化資本運作，依托合肥產投、合肥興泰、合肥建投三大國資投資平臺作為開展資本招商的“牽引器”和“主力軍”，聯合中信、招商等頭部投資機構共同設立近千億元的產業基金群，形成“引導性股權投資+社會化投資+天使投資+投資基金+基金管理”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資體系，不斷增強創新資本生成能力。
例如，合肥建投深耕新型顯示、集成電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2016年發起組建市場化運作的合肥芯屏產業投資基金，目前基金實繳規模265億元，位居全國私募股權基金頭部方陣，累計完成對外投資366億元，項目包括京東方10.5代線、彩虹集團高世代液晶基板玻璃生產線——彩虹8.5代線、力晶12英寸晶圓制造、安世半導體等。合肥產投參與中興合創基金、華登國際、建廣基金、安徽省集成電路基金、新站基金等多只基金，總規模超過640億元。
另一方面，在具體運作機制上，合肥主要通過投資并引入上市公司募投項目推動落地，并圍繞投資前期、中期、后期全鏈條打造“引進團隊—國資引領—項目落地—股權退出—循環發展”閉環，推動城市經濟發展與項目招引、產業培育共融共生、協同發展。
前期，審慎盡職調查，通過理性決策降低投資風險。
合肥在決策前期會深入研判目標項目的經營、財務、法律關系等綜合情況，明確產業剛需、市場規模、發展前景，評估投資可行性，在此基礎上確定投資具體方向。在此過程中，合肥注重政府部門內部協作，統籌發改、經信、科技、投促等多部門和產投、建投等投資平臺聯合成立產業領導小組，負責產業項目審核把關，重點產業、重大項目市領導牽頭跟蹤。
與此同時，合肥重視借力外腦，聘請100余位企業家作為招商顧問，成立目標產業領域頂級專家數據庫，對于體量大、技術先進、專業性強的項目，依托專業團隊論證把脈。
通過審慎盡職調查和技術設計，能夠最大程度確保決策理性，提高成功率、降低風險，這也成為合肥參與城市之間招商引資競爭的重要比較優勢。
中期，投資并引入上市公司募投項目，推動項目落地。
產業投資方向確定后，合肥摒棄了雙方直接組建合資企業的傳統招商引資方式，而是借用資本市場，由國資認購流動性較強的上市公司股權，上市公司拿到股權融資后再自行在合肥落地項目，從而避免政府投入固化和沉淀。
例如，2010年為支持京東方北京8代線項目建設，合肥融科斥資近20億元參與京東方A定增；2014年4月合肥建翔斥資60億元參與定增，均直接推動京東方8.5代線和10.5代線落地合肥，基板玻璃、偏光片、模組等產業鏈上下游其他企業也相繼落戶。
2020年初，蔚來汽車與合肥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獲得70億元股權融資。交易完成后，合肥合計持有蔚來中國24.1%的股份，蔚來持有75.9%的股份。按蔚來中國約占蔚來85%的股份計算，合肥該筆投資盈利超過1000億元。
后期，拓展產業配套服務，完善國資退出機制。
為推動落地產業項目真正“扎根”，合肥堅持全產業鏈招商，通過不斷拓展產業鏈配套服務，形成產業集聚效應和上下游聯動效應，打造產業發展生態圈。
例如，為解決家電、平板顯示、電腦等支柱產業轉型升級缺“芯”問題，合肥瞄準缺鏈補鏈關鍵環節，先后引進百億級配套項目，形成涵蓋設計、制造、封測、材料、設備環節的集成電路全產業鏈，年產值保持約20%的增長。
在項目成熟運轉后，合肥遵循“不謀求控股權，產業向好發展后及時退出，再投入到下一個項目”的基本路徑，設計了完善的國資退出機制。
例如京東方項目在完成8.5代線項目建設后，合肥國資通過二級市場減持完成投資退出，為新的投資積累資金，實現良性循環。
2 深圳模式
“抄底紓困”，精準導入與提質升級并舉。
深圳目前基本形成以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為主體、以金融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兩翼的“一體兩翼”國有資本格局，通過紓困上市公司實現產業精準導入，并依托區域內優質園區載體不斷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建立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推動落地企業提質升級，形成可供借鑒的“深圳模式”。
我們梳理發現，深圳開展資本招商注重把控投資時機，選擇在大型企業陷入流動性危機或經營低谷的關鍵節點下注介入，進而通過議價實現抄底紓困，順勢導入產業項目。
分析其策略的內在邏輯：在打造完整產業鏈、營造產業生態圈的戰略目標下，即使個別落地項目暫時出現經營困難，也能夠為當地創造稅收、就業和GDP，而且在借助各類基金組合投資后，能夠有效分散某個具體項目的投資風險，確保國資安全。
以戰略投資榮耀和蘇寧易購為例，在此之前，深圳國資體系內天音控股已獲得蘋果、三星、華為、小米、魅族等手機品牌代理權，體系內麥捷科技客戶包括中興通訊、華為、聯想、小米、長虹、康佳等企業，另外旗下還有供應鏈企業怡亞通，初步形成手機、家電和供應鏈網絡，投資榮耀和蘇寧易購有助于補足產業鏈、供應鏈薄弱環節，進一步強化協同效應，實現產業深耕。
“園區+創投”是深圳開展資本招商的獨特模式。以科技園區為依托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強化產業承載力；以科技金融為紐帶，通過前期租金、資金和技術入股等具體方式，為科技園區和新興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同時分享產業發展紅利。通過國資與創新型科技企業之間的合作機制，深圳控股一批中小微創新型科技企業，在生物產業、人工智能、文化創意等領域形成發展新優勢。
據統計，目前深圳國資共建設運營了71個科技園區，建筑面積超過2500萬平方米，為落戶企業提供租金優惠，并通過“優先跟投權”(通常不超過5%)，在創業團隊孵化、成長、成熟過程中，適時開展股權投資。
科技金融方面，深圳著力打造涵蓋天使孵化、創業投資、融資擔保、上市培育、并購重組等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通過混合所有制的“基金群”，有效撬動社會資本服務產業和城市發展，累計為超過6.7萬家中小微企業，提供超過1萬億元的融資支持。
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深圳市屬國企總資產4.11萬億元，共擁有34家上市公司，全年實現營收7956億元。按照最新目標，到2022年深圳市屬國企的總資產將超4.5萬億元，凈資產收益率保持在全國前列。
3 三點啟示
聚焦重點環節領域，高水平推進資本招商。
資本招商能夠以少量財政資金撬動金融和社會資本，擴大基金對項目投入的規模和力度，起到產業引導和培育作用。
我們研究“合肥模式”和“深圳模式”發現，兩地政府資本招商普遍聚焦“招什么”“怎么招”重點環節領域，充分發揮資本的媒介和樞紐作用，構建政府有為、市場有效的發展新模式，將行政主導下的單打獨斗變為“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協同作戰，持續放大經濟效應。
(一)“招什么？”：突出政策意圖，精準定位新興產業
政府通過設立引導基金開展資本招商通常具有較強的政策意圖，與普通的市場投資行為相比，政府引導基金的主要目的不是高額投資回報，其核心訴求在于引導促進地方產業發展，通過引導基金招引優質產業項目，進而推動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集聚、引導區域經濟轉型。
從具體投向來看，政府資本招商主要圍繞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重點支持的七大產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汽車、生物產業、節能環保、數字經濟等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前沿產業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彌補一般創業投資企業主要投資于成長期、成熟期和重建企業的不足，政府引導基金也側重扶持本地中小企業、科創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包括種子期、起步期等創業早期的企業(創業企業)。截至2020年底，全國創投類引導基金設立數量524支，占基金總數的28.3%。
例如，2020年7月，上海市印發《上海市天使投資引導基金管理實施細則》，提出“引導民間資金投向本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重點領域創新型初創期企業”；2021年3月，河北省出臺《河北省省級政府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明確“引導基金突出支持國家和省委、省政府確定的重點產業和關鍵領域，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新發展格局、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建設創新型河北等方面開展投資運作”。
(二)“怎么招？”：撬動社會資源，形成三種主流模式
政府引導基金通常由地市級以上政府牽頭，聯合產業龍頭企業或大型金融機構發起成立，通過少量財政資金“種子”作用撬動金融和社會資本，擴大基金規模、加大項目投入力度，增強產業引導效果。其中，政府引導基金的資金來源于財政資金和國家政策性銀行，目前主要是財政資金。
梳理發現，當前我國政府引導基金主要通過三種合作模式導入外部資本及優質資源，分別依托產業龍頭企業、大型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財政在產業鏈條、資金鏈條、政府鏈條等方面的獨特優勢，精準觸達優質項目，高效招引目標企業落地。
例如，天津與產業龍頭企業合作設立子基金，依托其在生態圈和供應鏈上的核心地位及人才、技術、市場資源優勢，投資于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具體如國資平臺天津海河基金與中芯國際共同設立中芯海河賽達產業投資基金，重點投資于集成電路及泛電子信息產業；與海爾集團(青島)共同設立天津海河百川股權投資基金，依托海爾資源生態圈，投向高端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醫養健康等領域。重慶產業引導基金與昆吾九鼎創投共同設立重慶振渝九鼎股權投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依托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積累的優質項目發掘能力及多元化資本運作能力，用投行思維推進產業招商、企業孵化，加快產業整合、拓寬融資渠道、完善資本服務等。
(三)地方政府宜從三方面激發資本招商活力
一是深化市場化改革，激發國資國企創新活力。
資本招商是按照市場化管理、專業化運作方式開展的招商手段，最終招商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招商引資機制的決策運營效率。
綜合分析深圳、合肥資本招商經驗，其均建立了高度市場化的國資國企管理體系，尤其是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市場化是其秉持的原始基因，根植于深圳國資體系內。
地方政府可借鑒深圳高度市場化的國資國企管理體系，用好用足國資規模優勢，深化國有資本投資運營綜合改革，構建專業運作體系，充分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在地方招商引資中的引領作用。
二是提升綜合承載能力，依托園區集聚項目資源。
園區，特別是省級以上經濟開發區、高新區是招商引資的主力軍，是項目建設和產業培育的主戰場。資本招商應突出承載能力建設，依托園區強化項目集聚、資源聚合能力和水平。
地方政府可著力優化園區管理體制，加快園區升格轉型步伐，充分發揮其在項目招引和產業培育中的主戰場、主陣地作用；提升重點園區綜合配套能力，鼓勵園區創新服務方式、優化服務內容、強化要素保障，營造良好發展生態，為產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三是筑牢風險防線，借力外腦科學理性決策。
地方政府可借鑒合肥全鏈條、可持續資本招商模式，建立發展重點產業領域高端專家智庫，在招商前期依托專業團隊論證把脈，做好盡職調查，明確投資風險和可行性，做到科學理性決策，最大程度降低國資流失風險。
同時，提升政府引導基金規范化管理水平，對政府引導基金子基金開展常態化評價，推動政府引導基金走向規范化和精細化運作。
